早就听说过姜文的《鬼子来了》，也读过尤凤伟的小说原著，可以说情节也是耳熟能详，但当真正地看到这部电影时，还是被震撼了。

这部电影是关于两类人的，一类是如绵羊般温良恭顺的手无寸铁的中国北方农民，一类是如狼似虎的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人，这两类人可以说是人类善与恶的两极，影片描述的就是这两极的遭遇与碰撞。

中国农民在鬼子的炮楼下过日子，虽说日子艰难，出村过河进城，也得冒着生命危险，为过年攒下的一斤白面也得藏着腋着，如让日本人知道了，也是杀头的罪，就这样，也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照样偷情，聊天，哼小曲，道道地地的人性。当花屋小三郎闯入生活中时，影片更多地表现出中国农民人性中的善：自己都没有白面吃，却想方设法搞来白面给花屋包饺子。为了生存，不得不杀人，却又不忍心杀人，只因为日本人也是人。在农民们的善意影响下，最后连对中国人好无人性，杀过二十多个中国人的花屋也实现了人性的复归，因为他终于体会到，????人毕竟也是人。

但花屋心中那点小小人性火花与日本战争机器铸就的日军整体的兽性相比，真是太微弱了，日本军人是中国农民的善良意愿所无法猜度的。记得小说原著没有用花屋换粮食这一节，也没有日军投降这一节，而电影中的日军在知道天皇已宣布投降的时候来进行这次毫无人性，毫无军事意义的屠杀，把日军的凶残推向极至，更让人触目惊心：这次屠杀不过是不满上面投降命令的一次发泄而已。

很惊讶影片对日军的兽性有那么冷静的描述。而影片对中国农民迂腐的善良也没有责难，只有善意的嘲讽，因为温良的人性在全副武装的兽性面前，是如此的尴尬与荒诞。在除了马大三以外的挂甲屯全村人被日军屠杀之后，影片变得格外荒诞起来。马大三救了花屋，却被花屋所杀；马大三被杀前脖子上那只蚂蚁以及他抬头看花屋那一眼；国军高姓军官的慷慨陈词等等。对中国观众而言，吴大维扮演的国军军官那一口蹩脚的国语本就十分怪诞，他说的那些话本都话都没有错，其荒诞之处在于他说话的对象是善良的中国人，而不是作恶多端的日本军人，而说话的目的却是为了这群日本军人。这样的荒是不是在说对这群日本军人的宽恕本身就是一种荒诞呢？

至于事件源头的那位抵抗战士“我”，虽说一直没有出现，但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却一直对人们保持着压力。虽说事件由“我”而起，但我想在挂甲屯全村人被杀之后，马大三心中痛恨的决不会是这个“我”，因为在马大三与花屋达成交换粮食的协议之后，事件与“我”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因为农民们认为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已经把事情解决了，事情已经变成了农民与日本军人之间的关系了。即使事后马大三想到“我”，恐怕也是后悔没有早点成为“我”这样的人。悲哀的是，日本投降了，马大三已没有机会成为另一个“我”，他只能独自去复仇，对日本人的仇恨和对全村人的愧疚使他无法独生，即使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被激怒之后也是有血性的。他的复仇是这部影片中唯一让人觉得不那么荒诞地方，而这一点也许正是日本人用高压最终未能征服中国的原因吧。

二00四年五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