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早先指出过文学思维或创作的三个境界，着实是老先生身体力行的结晶，妙固妙矣，只不过稍嫌有那么一点书斋气。有想象、有意境，但细算起来，多的是几分书生意气，少了些纸外之趣。从我们今天的文学的广义回观，那应该是狭义的“学文”者对中国旧文化的造诣而言。对走出书斋、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的文学，我以为大抵也可以有三种境地。

　　这里不是说一个人在文学意境追求的路径上的层次，而是说一个人在追求作为人的自己，在社会的激流中能否把握自己的三种遭际。

　　第一种是无奈。古云“诗言志”，翻成白话就是说创作和志向互为表里。有志，是生活对你的刻划，既有痕有谱，就会发声于中，不可不言。言录于文，其最高最谐的表现，畅流而出，下即为诗。出源到流的涓滴之汇，就是这么种自然的流露。而诗言志的总结，则是从流上溯的概括，大概是圣人写作课上讲给学生听的经典，主要是怕他们离题，或者是偏离先贤的成规太远。这大概是远古时“政治挂帅”的同一说法，针砭“为文学而文学”的只专不红的偏向，或真是圣人原本提倡的方向。既然提倡，就说明至少有两种可能的偏差，一种是言不及义，另一种则是言非由衷。二者都是创作和志向这两方面在具体的生活中渐行渐远的实际表现。到了又必须“出活儿”，又不能随意，诗不言志，表现与自我分离的时节，那么写作的文人或诗人，该是处于一种什么境界──大概只能是无奈了。

　　无奈作为一种境地，偏偏又不一定是受逼迫所致。有时候自觉自愿地投其所好也可以令人十分地“投入”。热情之后，有没有无奈，还要看那仅仅余留的一点自我是否已经化解到所好之中，投入之余还有没有原来的志向。最美好的最群体的投入，如果不算昨天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前日中国的读书人对官定八股的精益求精的执著与追求。有谁在用高压迫使他们后浪前浪的回环？有谁用杀头截肢来督促他们前进？没有的事。真的悬梁刺股的，还正是这些决心挺身跃上龙门的鱼目混珠客。

　　在这条宽阔的八股道上，既没有诗，也没有志，有的只是官制文章，有的只是俯首贴耳。你若已是此道中人，又还有一些自然的志向，你会不觉得别气？可你又无由捷足先退，不是个中人，要为个中事，要我怎样说法？无奈。

　　当然，我们是假定个中人尚有个中良心。要不然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日子叫谁人先唱好休行？说到无奈，我想史书上可寻的例子很多,但较早期的当数秦时.比如你不幸高中──当然那时还无科举之制──官忝三公，又恰于伟大王朝的正统接班人──胡亥的光辉照耀下,与王朝司令部的参谋幕僚们一起共商革命大计,那该是王的无限信任及期待集你一身，多么喧赫，多么气魄。如有诗文，你不言志？不料，这时班中出列赵高一人，硬要指鹿为马。我们当然也没有准确的廷议民主投票的统计结果，就免去不另行文。可你下得朝来，闲坐庭院，你会何所言何所志？你会诗言志，仗义臭骂奸臣赵阉？不可。你会诗言志，痛悔丧失革命气节，不会。既居个中人，又为个中事，是只苍蝇也只好吞下。气酣之余，忘却无奈，且大书一章，歌颂英明领袖有了亲密战友的辅佐，歌颂天朝皇熹无垠永享天年，准备明日朝会再吹捧一回。这就叫，把官样文章作到家，自愿自为，有颜无奈。

　　无奈人作无奈事，原是无可奈何。于是有告退，有封笔，只不过是把无限的无奈压缩到有限的悔恨中去。我们眼见得三、四十年代的文豪笔将们在擂台上虽然为了革命大计不至于割爱而去，但一个个奄旗息鼓，黯声低首，你能说他们那么聪明的人，就都有奈？

　　就现今那些拿着宣传部的薪水，奉命出牌出言者,天天作些肉骨润尸的营生,比起在上坡路上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上一辈，下坡程中,少见些革命热情,多睹些腐败硕果。也是很聪明的人，就不知道民心所向背，也挺立得十分有奈？

　　好在无奈囊括了几乎百分之百的旧式读书人，在新生代的文化人中间势力范围则窘缩过半。活跃着现代中国文坛的，尤其是汉语网坛的，大多数应该属于第二种境地，我姑且称为无聊。就跟邓大人一个“搞活”，地也还是那块土地，人也还是那些农民，一下子就把农业搞上去,真叫人不知道那么多年“以粮为纲”,“以农业为基础”的粮票印刷机，念的到底是什么邪经一样，一个"不再搞运动"──是否仅为总设计师的另一计，尚无准数──的招魂幡，一下子就呼出多少幽魂野鬼，当然，坛无复官家旧文苑，人也不再是号衣下几羸将，中国文坛马上变萧条为昌盛，几乎一夜之转机。多数这些人为什么，算嘛境地？单单两个字：无聊，能不是吗？

　　无聊，怎么联得上文学，联得上“诗言志”？且不说有聊的，人在聊斋，无聊的，人在斋聊，真的几多有志的，与诗于言又无甚缘份.也就中国的老文化系,把所有的人都按贡生捐生一气儿地码在皇城根下，倒做成不言不诗则志其何存的大框子，叫你由不得不向“有志者诗竟成”的大坑里盲目跃下。无聊之徒，不管甚么诗种，不管什么诗品，言而出是第一位的。而有聊的志士，或捣股,或钻营,或升官，或发财，或包二，或陪三，他们正聊得很、聊得意气风发，聊得他顾无暇呢，哪会有闲似你这等未入流的？──无聊。

　　有人要反对，说无奈还说得过去，无聊则把诗与志的辩证关系搞混了，且马上举出伟人的诗作多少首来。对，伟人刚好是我划出的新旧文化线上的旧人，就连他的基本意识形态都是旧的，所以会比画两下，不是例外，而是必然.虽说他,千变万态，腐朽不化，难为神奇，可事理还是不变：有聊的坐中央，无聊的蹲作协，这不也是千古大计，鲜克无终。可有人见过罗贯中披皇袍，赵匡胤跑龙套的吗？

　　无聊的，行文写作不是迫于形势，又不必昧于良心，是在文化开放的浪潮中被涌潮带起的一种随和。最多算是一种自我表现的方式。伟人不是说过，你想不叫资产阶级自我表现都不行，所以无聊的阶级属性按伟人划定,断为大资或小资.很自然，无聊一定是有产有闲以后的自我表现，前者可以不计多寡，后者则是分秒以加。真正无产的上班族，上厕所都要跑步打卡，会有聊至此？

　　无聊，从另一方面来看，又首先是社会稍微开放的表征。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年代，亲人之间尚且是语录对话，社论交谈，谁人敢有片言只语的误差，有聊无聊都不敢聊，有心无心都不放心，整天提心吊胆，那种生活是人过的日子吗？所以看到大批的无聊人士的涌现，我从心底里称赞：社会主义好，越人道的社会主义越是好。

　　好就好在只有社会主义才会造就文学的第三境地，说不上是最高境地，只能说是“最少境地”，因为国境以内没有他的一块境、一寸地。这就是境地之三──无赖。无奈无聊都总有聊赖，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无赖就一定得百无聊赖才行。彻底的无赖，有家不能归，有国不能投，有亲不能省，有友不能靠，你还能赖在谁身上？如今皇朝圣世，天下清平，你就是风雪山神庙前切断了与正牌人间的最后一缕情丝，五百里地面上你也别想有打家劫舍的梁山水泊暂寄一身。你若不想假官家之路劳改，只好三十六计，自走为上，踏上自我流放的万里新长征。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或多数人曾经能达到无赖的境地，因为一般人在失落一切，达到无赖之前，还有那么一点自制能力，或最后的对社会对现实求同的能力，来阻止最后的“大滑坡”。哪怕是最后一小角的共同点上，就可以让千百人继续有赖，赖以度日继年。只有完全的失落，重无所附，身无所系，才会堕落于无赖。而真正的无赖，才是真正的自己，你没法在路人的脸上照见自己的影子，你若不问天问地问自己，有谁又来问你？你的思维空间，由他人的避远而开阔，你的思维力度，由自身的堕落而深拓。你的调号，由你自己的材料铸定──落魄在空旷中，不过是天遗良机，叫你得以独奏以达视听。

　　无奈无聊者很难想象无赖的境地之深，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如果后者竟有志有诗。这就是我早时读《楚辞》时的感受。

　　屈原，行吟诗人的先典，虽然不是新式初级阶段的自我流放，可他的流放生涯，他的忧患思想，他的爱人之心，他的报国之念，都在他的行他的吟中达到了无赖的极端。他有国，可国对他是宁弃不取；他有君，可君令他永放毋招；他有思，可思对他如割如裂；他有情，可情于他更是不恕不饶。你可以揶揄他何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可他竟无赖到连这一棵可以靠得住的树也没有。如果说对战士是置于死地而后生，那么对于文人，是不是也有弃于无赖置于流放而后吟？后生尚且有胜利的喜悦相伴，后吟大概只有汨罗江的鱼虾在那里深深处期盼。

　　在最后的捐躯之前，他有的只是行，他能做的仅是吟。行行渐远,吟吟至昏,他不是气球，又不是风筝，好风凭借力，只能将这一颗卑微的蒲公英的种子，拔离母体，行且渊远，送到汨罗江畔，送到大洋彼岸，这不明明是要他汲取庭院以外的野性而呼吸霜天之下的灵息？他若不行不远，不思不吟,不想念得死去活来,不行动得精疲神竭，他最多也就是无聊的水平。

　　社会主义的领袖比楚王更高明的地方，是造就群众性的流放与自我流放，把《楚辞》的不灭的种子，播向全球的四面八方。楚王容不得一屈，竟也气量大到容得起灭国，可国是他孤家寡人的私产，别人谁又能奈其何。不就是国策的一点点争执，到今天却把更多的屈子贾生，抛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门槛之外。可谁有想到过今天的国是共和国，起码在名义上如此，而且还是人民的共和国，不是秦皇楚王冤大头的独家庭院，容与不容凭什么他说了算。

　　天无孤意。下有爱谏的卿，自以为是地喋喋不休，上还有绝不爱听的君，自顾自地一味里谆谆教导。不爱听或不耐听的又刚好有的是权，轻且封嘴，重则流刑，极则革命，管不住关不紧自己嘴巴的，想在红色恐怖中长赖下去，只怕是良园虽好。一个个只好无赖一回，失落在秦山楚水之外。

　　细考之下，原来放逐还是异议分子的优待之列。早先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不就徒有造反犯上之罪，却无杀头流血之刑，不就因为他们大不了还都是些皇亲国戚，大水和龙王庙之间的恩怨。那是说放，离逐还差一条国界。屈原遭放，异议之过；免其一死，同宗之悯，要不然，寻常老百姓可不是该落得个革杀无论？到现在的圣主明世，我们更已是内举不避亲，外逐不避仇，只要洋人指点一二，大官人巴不得用放逐二三来抹平自家所谓人权的纪录.更有流到洋人地面洋罗江的,更省得官差监刑，大家各得其所。所以洋插队和自放逐一起，把无聊和无赖的创作队伍，借皇恩浩荡之东风，遍撒天涯海角。

　　把放逐与贵胄相联，无疑与把偷渡及草氓相系是同功异曲，看得出无赖与无产的区别。前者原来是有根有赖的社会上层，只是从树冠上分枝的时候，因亲疏异同而落成歧旁。正因为未曾与普罗大众混同，所以放逐之声,从文的分界上看,更近阳春白雪而远下里巴人。

　　从放逐与政治的联系强于其与文学的关联来看，行吟又多偏重“失意”，较之无聊文学绝不走样的“失恋”，失落感的轻重缓急其实是相差不远，但因其着意的对象之庞阔，情之所衷超出了小我的卿卿我我。这使得行吟从远离政治中心的偏壤，借了文学的感召力，反比廷政赋有更强的政治意味，尤其当这种文学的读者是权力斗争的局外旁观.而广义的读者又因了对人类生活的美好一面的憧憬,不齿那些当权者的蛮愚行为，行吟文学的骨骼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显得越发耸立挺拔。

　　文学本身，不过是精神的骨架与气质的肌肤的有机合成。无赖所突出的正气屈尊于邪恶之座前的历史情节，附以行吟所唱述的高傲而执著的浅回深哦，有多少文彩都不足以引起读者的厌足。所以，站在文一边的读者，却因文中深蕴而难分的故事得到了政治上的感受，进而与吟者产生共鸣。如果这真是简单平直的文学作品所能产生的效果，那么，我们的行吟诗人，即使身生前仅有无穷的政坛上的失意，甚或彻底失败，他的魂灵也应为他的作品的深远的震撼心灵的力量而聊感欣慰。

　　说了半天文学，怎么一拐弯又扯到了政治？那么文学是什么时候与政治挂起钩来，以至于不平的路人，深深地诅咒把文学奖发成了政治奖状的行为?我以为,是在用政权的威力造成无赖的当儿。借用政治手段把自己的对手置于无赖地位的权贵，当初绝对没有想到，他的对手在政治上的失势，会化作如此神奇的华衣，而自己一瞬间的得志踌躇，会招致千古的冷嘲及热骂。你的放逐、剥夺所余下的无赖的骨架，没想到是对他最容耀的“抬举”，反过来，你的所为，岂不刚好是把你自己，不是人身的自己，是形象的你自己，压低压扁，打翻在地，又踩上自己一只脚，若没有郭才子那样的某用文人来出面曲意成全,你怕是永世不得翻身.

　　这才叫，世人有眼，炎凉仅在一瞬，苦海无边，荣辱延至万年。扭曲别人人格的，却把别人送上大奖的奖台，因为被扭曲的人格所表现的追求复原的心智，是人类共有的真善美中的一个侧面，必然得到大多数良心的共赏。而受扭曲他人时的反作用力而扭曲自己的，即使你自己认为是在造神的风潮上腾云驾雾，你那点自我扭曲，却是永远不会自我纠正的。是留芳还是遗臭，定论何须千古百年，大家不是当下就分割一清？再说了，我怎么都不会相信，有你大张旗鼓的杀人害命，就还想教世人把世界上最好的荣誉，比如和平奖，文学奖都一股脑地奉献给你或你的的将军、部长阁下，好叫你行行好饶了她他们的小命？我想，偌大的七大洲五大洋，世界还没堕落到那样的无耻和不公平吧。

　　无聊给我们写作表现的欲望，无赖却给他以思考的空间和思索的深度。这就是无赖的绝处。稍小的无赖可以引起社会的变革，更大的无赖可以在文史上坠一大洞。前者如老邓，像干校那样的小无赖去处，还惦记着上书中央，一会儿食无鱼、一会儿出无车的报怨。幸好有赖无得，所以才激发了老人痛下决心，大发离骚三两回，不过与文学无关，全是花言巧语、深刻卓绝的检讨书。可就这点小小无赖，就促成了翻──当然是翻天覆地的翻，不是翻案的翻──腾历史的动力。后者当然更是古有例、今有辙，要不然，大老远的瑞典土人能在汗牛充栋的今纸堆里觅得佳音？

　　我不懂文学，更无由得知洋人雾里看花的感受，但我从相互比较中知道，无奈不是文学，无聊反正是真假参半的混合，只有无赖中的行吟，才是消沉后的挺拔，喧嚣中的清越。让我再勉强一比：同等造化的琴弦，无奈是生活的额外沉积加大了固有质量，使它喑哑失声，即使真出音来，也不再是它原来的制频；无聊是微风吹拂时的共荡，频率可能是对的，但因激发力度稍欠，仅仅是基频而已，稍嫌单薄了一些；只有无赖是关东大汉的镗□之击，由不得你把全部身心及所有的倍频都如数荡响，听得如此的音乐，制出你的材料和制出你的匠人，才会相视而谢，由衷一笑。至于别的，我就难探其繁了。只不过还想问：就仅为文学计，朝廷上少一个士大夫，江湖畔多一个离骚客，

　　国人是该感谢行吟的屈子，还是该感谢逐客的楚王？

　　无聊一曲：《行吟》

　　天述晴云，山叠红叶。峨冠长铗，吟哦飘越。跋阜涉江，忧心啼血。痴情难已，于今尤烈。

　　山不在高，有神则灵。 　　车不在速，有站则停。人生如弃，渐远渐行。仰追南雁，无赖仃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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