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数学实际上多是趣味逻辑,说不上是误人子弟,起码也是诱入歧途。最经典的问题起来就问:树上有十只苹果,伸手摘掉一只,还剩几只,答曰,九加一得十,十减一得九,还剩九只,不会错的。在基本上肯定你的智能之后──其实是建立一种预定的模式之后,接著来的问题听起来几乎是原封不动的重复:树上有十只麻雀,开枪打掉一只,还剩几只,答曰,九加一得十,十减一得九,还剩九只,则绝对引人大笑。
这里,数学确是未变,逻辑也可以说没变,甚至树枝也没有变化,为什么十减一得九就一定要变?因为题目中的对象变了。我要是平行地重复如下,你还是没准要出错:树上有十只鸟笼,每只笼里有一只麻雀,开枪打死一只,还剩几只,答曰,九加一得十,十减一得九,还剩九只,数学还是没错,但我问的不是还剩几只活的,所以答案又错了不是。
所以不是对象是死是活的问题,因为树上的苹果也多数还是活的──起码在入尊口之前──而是对象的死活加自由度的问题。关键在于苹果熟了你不去摘它,它也会自己落下来,地球表面的重力场使然,要不然牛先生会发现万有引力?可要是你开了枪,那九只活鸟还稳定团结丝纹不动──不是雷打不动,兴许雷打还真有不动的,而是开枪不动,那么那百分之九十的余鸟就都是我们足以信赖的、党教育出来的基本群众。
除非那百分之百的鸟都是笼中物。怎么讲?死了也棒打不散,只因为没有活的出路。
林中鸟则不同也。我们这儿附近有一棵大树,倒也不是最大最高的那种,树形也绝非团团帷盖,但不是梧桐也不用担心是不是有凤来仪,那树上的确是处处栖鸟良杞,不论什么时候你从树下走过,那树香鸟语,赋你一腔生意。可你若试着大喊一通,扰动他们的平静生活,不见兽走,必有鸟散,不必惊弓,鸟自有灵。
你看见什么──一哄而散。你打翻了鸟对停在原枝的期望值,就别想指望他们呆在那里生根发芽、长叶开花。当然你可以批判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可要是批完了净剩些无产阶级呆滞化,百鸟咋舌,一花半放,打从树下过的人会以为树上还有活的?
所以我要说,一哄而散或一惊而散,是一种活力尺度的象征,要连尔散的基本反应都失却,不行之尸,不走之肉,就是我们民族的白骨裸露的脊梁?我以为那比万马齐喑更可怜万分。
对,我说的是鸟雀,是平淡无奇的安知鸿鸪的小雀,没有集体意志的散装构架。他们的集体主义大概仅能从偶然地十只同步地栖于一枝而显现,从每天日暮返回同一棵息树而重复,从日复一日的枝重一枝的鸟雀之噪而逸远,我们凭什么对鸟有超越其类的苛求。
伟大的集体主义,集体意志,可能从杰克·伦敦的野声中,从暮夜狼群的大规模行动中窥见,更可以从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人,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身上找到。他们的以及我们的鸿鸪之志,曾经造就惊世的伟大创举,却都归于最后虚弱的一哄而散。
甚至于不哄而散。为了集体,为了集体主义,或更确实一些是为了集体形象,我们哀叹着民族的凝聚,呼吁着英雄的速出,苦盼着沉龙的复翔,为一只理想的集体,我们生活得好生痛苦。我也很钦佩愚公,移山那么宏大的事业他也不迨艰辛率领子孙,子子孙孙地前仆后继,有人,比如智叟,就要问,你这样重大的付出,值吗?我以为价值不在天平的金银,而在人心的追求。精卫填海,比之愚公,又更是一粟于大海,人,或人类,不应该比那微弱的小鸟有更坚毅的意志?
移山是神仙最终的周全,填海却是那些未显得集体意志的荷兰人的现实,为改善己身的生存环境,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么点精神,除非是你的现实生存环境容不得你的最低限度的生存。
趣味数学终于到了不甚趣味的地步,什么是你的最低限度的生存?马克思先生克思了一辈子也没作出精确的数字计算。十九世纪的欧洲无产阶级到底是在这么一条限度的上方还是下方,十九世纪亚洲的中国大众到底是在这么一条限度的上方还是下方,二十世纪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以至中国福建人,到底是在这么一条限度的上方还是下方?
什么应该是我们民族的集体形象,此世纪甚或下世纪?我以为问得太玄太渺,我们只需要问问:容与不容,哄或不哄?由此就有我们散装或集装的民族形象。要说或要标榜一个容字,就不要哄,不要开枪,不要刑求;稍有不容,对你对我,实质即哄,不论你或我有没有合法的护照或身份……
歌曰: 哄而不散,鸟兽不如。 散而无哄,人心已孺。 山高水长,无衣有梧。 天远地久,望散□孤。
这就是我的《尔散》之赋。
<<万维读者周刊>> 第46期 (00/07d) |